出版硕士优秀毕业生说⑥｜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阳：把研究 ...

孤掌求鸣2009

编者按2010年，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15年来，全国出版硕士点从首批14所高校发展至如今的41所，累计培养数千名专业人才，有力支撑了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2022年，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正式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出版教育层次实现历史性跃升，为行业领军人才的锻造开辟了新通道。为立体展现出版专业学位建设的丰硕成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出版周刊》联合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遴选首批出版硕士点的优秀毕业生进行介绍，扩大社会对出版硕士的了解，也为出版博士点建设提供指导。
本期，我们走进首批出版硕士授权点——河南大学，并推出该校2015届出版硕士毕业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阳的从业自述。

河南大学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

河南大学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为国家第一批14家授权单位之一，2010年获批，2011年开始首届招生，已培养毕业生400余人。学位点依托河南大学40年历史的编辑出版学科，逐渐在出版硕士培养中形成中原特色。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本学位点深耕出版专业多年，深度服务以下国家战略：一是全民阅读战略。河南是人口大省，本学位点对于打造书香中国、书香河南意义重大。二是文化强国战略。河南是文化名省，本学位点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作用重大。三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河南是出版强省，本学位点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国际传播价值重大。
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一是历史悠久。历经王振铎、宋应离，李建伟、姬建敏，王鹏飞、于春生等老中青三代学人，四十年坚持不懈培养出版人才。二是模式成熟。不断完善研究生培养“双导师”模式、“悦读文化节”第二课堂模式、“模拟图书”实践教学模式，已形成立体的人才培养架构。三是平台齐全。拥有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新闻与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科研育人平台“融媒出版研究中心”，建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课程共建平台，能有效服务人才培养规划。
科学研究特色优势
一是潜心深耕基础理论。三代学人的编辑学元理论研究、出版史料整理和研究、近现代编辑出版家研究等，扎根基础，影响深远。二是紧密对接前沿热点。融媒出版研究、出版助农研究、出版“走出去”研究等，紧扣现实，回应热点。三是拥有多元研究力量。聚集河南大学相关学院、学报、出版社以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科研骨干与业界专家，协同联动，整体发力。
社会服务特色优势
一是持续服务学界交流。学位点牵头申请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分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举办相关学术会议，服务出版学科交流。二是持续打造学术平台。历时30余年打造《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目前为全国出版领域唯一的中宣部、教育部“双建设”名栏。

杨阳，2013年至2015年，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出版硕士专业学位。2018年赴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攻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出版学方向）博士学位，2023年2月进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开展博士后研究。2025年入职人民教育出版社，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出版硕士毕业以来，累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入选中国知网“2025全国高被引学者”，近年来先后获评江苏省卓越博士后、南京市鼓楼区企业专家工作室资助等荣誉。
把研究写在出版现场
——在理论与实践融合中不断成长

杨阳
从河南大学出版硕士求学，到南京大学博士深造，再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博士后实践，直至今天扎根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我始终在出版这条道路上不断学习前行。回望来路，身份和平台虽然几经转换，但我深知自己始终沿着同一条主线行走：不断思考出版是什么，读者真正需要什么，研究如何才能扎根现实土壤，而技术最终又应服务于何种价值。十余年的学习与工作历程，既是我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恰好与出版教育深化、产学研不断推进的行业进程同向而行。

在系统培养中，找到深耕出版的专业坐标

2013年，我进入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出版硕士。这是我真正系统接触出版学科的起点。于我而言，选择攻读这一专业学位，不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更是为了真正走进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地带。在系统的学理浸润中，我逐渐领悟到出版守护文明、传承薪火的深层价值。此前，我对出版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做书”“编辑”这些比较直观的层面。硕士阶段的学习让我逐渐意识到，出版并不仅仅是案头加工，它同时关乎文化传承、知识传播、行业运行和人才培养，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也需要系统理解的专门领域。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夯实了我的专业基础，更让我跳出具体的实务视角，去理解出版在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那几年恰逢我国出版专业学位教育的快速发展期，身处其中，我切身体会到系统培养对出版人才成长的塑造力。我很庆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得以找准专业坐标，确立了深耕行业的航向。

将研究重心下沉，回归真实的读者与阅读

带着硕士阶段的专业积累，我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很多出版问题如果离开具体读者，往往容易停留在概念和判断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的研究重心开始从宏观行业观察，一步步收束到“读者”这一核心。
为此，我把研究方向聚焦到数字阅读与儿童阅读。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多次走进乡村校园、走访学生家庭，在一线调研中观察乡村儿童的阅读心理与现实困境。那段扎根现场的研究经历让我更深切地认识到，阅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背后连着成长环境、家庭文化资本和现实生活条件。也是从那时起，我更加明白，出版研究只有真正进入读者、进入阅读现场，很多判断和策划才能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我也在这一阶段初步接触出版智库相关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所在的平台环境，让我开始体会到，学术研究不仅可以写成论文，也可以转化为服务行业判断和现实工作的支撑。这为我后续走进产业实践打下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走进产业现场，在融合实践中升华认知

真正把研究推进到产业现场，是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做博士后之后。进入凤凰，于我而言并非简单的平台更迭，而是一次从高校学术环境向融合出版、技术应用及智库实战场地的纵深跨越。回头看很有意思，2022年国家首批出版智库名单公布时，南京大学与凤凰集团双双入选——这一巧合也让我更早地感知到，出版教育、出版研究与出版实践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融，关联日趋紧密。
在企业平台，我深度接触了凤凰元宇宙精品体验馆、大运河VR内容开发以及AIGC技术应用等前沿项目。面对层出不穷的技术热潮，我没有单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功能实现，而是在前辈的指导和实践中不断反思。这些经历对我而言，最深远的意义不在于参与项目的数量，而在于通过一次次调研、研讨与试错，开始真正理解技术、场景与出版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在凤凰的这段日子，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学界与业界之间那种客观存在的张力。在高校时，我们习惯追问“应当怎样”；而在企业，每天面对的都是“此刻能怎样”。起初，这种差异让我感到些许不适；但很快我便意识到，这种张力恰恰为研究提供了一片极有价值的试验田。它让我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的判断，也不能只做市场的应声虫，而是要在两种思维的碰撞中，去寻找那些既有学理厚度、又能真实抵达用户的路径。
围绕大运河相关项目，我持续关注和调研了相关博物馆、展陈和用户体验实践。每到一个现场，我都会反复琢磨：怎样把真实空间里的文化感和在场感，通过数字技术更有效地传递给用户。这个追问逐渐沉淀为一种更通用的判断：面对融合出版中的新技术，关键不在追逐概念，而在让内容有效抵达。带着这样的视角再看AIGC热潮，我关注的重点也转向了它在出版中的适用边界，以及它会给内容生产流程、组织方式和出版价值带来怎样的真实变化。两年的博士后经历让我更加笃定：出版研究如果要回应真实变化，就不能只停留在论文里，只有走进场景、理解技术、贴近实际应用，才能真正产生力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出版和青少年阅读，正是我更希望长期扎根的方向。因为只有让年轻一代真正建立起阅读的兴趣与习惯，出版业才拥有面向未来的根基。

扎根教育出版，坚持“编研一体”的初心

2025年，我加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开始从前沿技术探索进一步走向更具体的教育出版场景，将前期关于数字阅读、技术研判的积累，进一步聚焦到青少年科普读物出版、阅读行为研究与引导、数字教育产品分析等具体工作中。为了让研究更贴近出版实务，进入人教社后，我有意识地重新回到书稿编辑和案头工作的基础训练中，主动把研究与编辑实务结合起来，在具体工作中重新理解内容如何打磨、阅读如何抵达，通过在做中学、在做中悟的方式不断加深对出版的认知。
一路走来，从博士阶段关注乡村儿童阅读，到博士后阶段探索技术与场景融合，再到如今扎根教育出版，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场景如何创新，出版的核心始终是服务读者，而守护青少年的阅读需求，正是出版人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这些年的学习和工作让我越来越明白，出版教育赋予人的，不只是某一种单一技能，而是在变化中持续提问、持续学习、持续实践，并始终把读者和现实问题放在心上的能力。对我来说，过去这些年像是在不断把“研究”推向更真实的现场；而未来，我也愿意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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