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第三次打真主党难成功，历史学家预言仍会撤出，代价高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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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摩西·齐默曼批评德国以错误方式理解对以色列政府的“国家理性”，并呼吁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以色列目前正在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其目的是什么？



摩西·齐默曼：以色列此前已经两次试图用军事手段消灭黎巴嫩的真主党，最终以军都撤了出来。很多迹象表明，这次也会是同样的结果。这场军事行动同样无法实现目标，也就是为以色列民众，尤其是该国北部居民，带来安全。内塔尼亚胡希望彻底摧毁真主党。这现实吗？
齐默曼：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继续执政，这场战争也服务于这一目标。真主党依赖伊朗，因此也是美国与伊朗这场更大冲突的一部分。如果存在解决方案，那也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而不是靠以色列军队。
如果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继续下去，代价将非常高昂——不仅会有以色列士兵死亡，也会有以色列北部民众持续遭受真主党炮火袭击；黎巴嫩南部将遭到破坏，平民也会成为系统性攻击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真主党武装人员。
这场战争是否违反国际法？德国是否应该提出抗议？齐默曼：是的，在我看来，这场战争违反国际法，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同样违反国际法。德国政府尤其应该反对这场战争，因为它不会带来和平与稳定。此外，德国对以色列行动的盲目支持也对德国不利，这一点从其竞逐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失败就能看出来。
德国应当如何对待以色列？齐默曼：应当更坚决。以色列政府必须明白，它是有代价要承担的。德国是否不应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齐默曼：这更像是边缘问题。以色列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同时它自己也生产武器。那德国应该做什么？齐默曼：德国可以施加压力，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展开谈判。这应当成为德国政策的指导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德国就不能因为对1933年至1945年那段历史的错误解读，以及对“国家理性”的错误理解，而一味回避对以色列政府施压。



德国和欧洲真的对内塔尼亚胡有影响力吗？齐默曼：在一定程度上有。与欧盟的贸易对以色列经济很重要。德国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大量资金，这也减轻了以色列的负担。政治上，欧洲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齐默曼：制裁必须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应尽可能不要让所有人都受到影响，而应针对那些支持定居点政策的人。德国国内关于对以色列实施广泛制裁的讨论，往往会被这样一种说法终结：这会让人想起纳粹时期“不要在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的政策。
齐默曼：这种类比说明，人们也可能从历史中学到错误的东西。1933年4月，德国开始抵制犹太商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对德国发起了抵制。纳粹政府针对本国公民的抵制毫无正当性，而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抵制则是有正当性的，因为它旨在指出1933年德国对人权的破坏。制裁和抵制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为了推动和平而向以色列政府施压，是正当的。



不过，凡是主张对以色列采取有效制裁或其他措施的人，常常会被指责为“伪装的反犹主义”。你能理解这种说法吗？
齐默曼：不，未必。这些往往只是套话，用来保护以色列政府免受批评。在这种理解中，“国家理性”意味着德国有义务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抵制外界对加沙、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战争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对“国家理性”这一概念的错误解释。这种做法还带来一种风险：公众和选民终有一天可能会要求来一次180度的激烈转向，甚至把以色列的终结也包括进去。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你会抵制来自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非法占领区的商品吗？齐默曼：我不买来自戈兰高地或占领区定居者生产的产品。这不是背叛我的民族，而是一种公民应有的体面。以色列的民主状况如何？齐默曼：很糟。以色列右翼强硬派政府在占领区推行一种蔑视人的尊严和国际法的政策，同时也在削弱以色列本土自由民主的根基。德国也应当出于历史责任，支持那些捍卫自由民主的力量，包括以色列内部的这些力量。
内塔尼亚胡正在摧毁以色列的民主？齐默曼：毫无疑问，是的。议会只要凭借数字上的多数，就应当能够决定一切，不受司法、法律或宪法的限制。政府还在恐吓媒体，排斥阿拉伯裔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走向废除自由民主这一趋势的“前沿”。



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曾让媒体和司法失去独立性，但最终还是在选举中下台。也就是说，只要还有选举，权力过度集中的倾向就仍有逆转的可能。这对以色列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
齐默曼：恐怕不是。如果以色列是欧盟成员，我们本来会有更大机会阻止这种反民主转型。欧盟对欧尔班的制裁确实产生了作用。人们不应过于乐观。尽管匈牙利选举结果令人高兴，但我们仍要观察那里的再民主化能否成功。
波兰也曾通过选举让法律与公正党下台，但自从右翼总统当选后，那些旨在恢复权力分立的改革已经停滞。因此，波兰和匈牙利的经验表明，我们应当现在就阻止以色列民主遭到破坏，而不是等到情况变得更糟。
此外，美国过去还会约束以色列右翼，但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不仅在外交政策上，而且在更广泛层面上，都给了他们放手去做的空间。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以色列应当成为一个现代斯巴达……
齐默曼：……一个“超级斯巴达”，在军事上比所有敌人都更强大，同时几乎把整个世界都变成敌人。为此，这个“斯巴达国家”还应当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计划还有关系吗？
齐默曼：我希望，作为犹太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表达形式的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仍有可能被重新激活。但人们必须保持怀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不是从以色列右翼强硬派进入政府时才开始出现的，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这种反民主和种族主义倾向，是从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中生长出来的，还是对这一理念的扭曲？
齐默曼：这个问题只能作辩证回答。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犹太民族运动的名称，而和其他民族运动一样，它从一开始就在核心中带有这种结构性缺陷。但另一方面，这些缺陷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我是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的学生，他在《民主政治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这种辩证关系。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自由民主，但也带来了恐怖和高度集中的民主政治。类似的矛盾在犹太复国主义中也存在：一方面，有人寻求与阿拉伯人达成谅解；另一方面，也有人寻求与阿拉伯人对抗。前一种声音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经减弱。此后，犹太复国主义主要依赖武力和权力。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曾说，以色列是在1967年没有撤出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时走上了错误道路。你也这样看吗？



齐默曼：是的，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转折点。以色列当时还占领了西奈半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但后来又撤出了西奈，没有造成太深层的心理损伤。相比之下，以色列却逐步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因为那里被视为“完整以色列”的一部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在这种观念中，以色列应当“从河到海”延伸开来。
德国下萨克森州左翼党曾通过一项决议，把犹太复国主义整体谴责为“该地区所有人和平未来的重要障碍”。你认为这体现了德国一种新的反犹主义吗？
齐默曼：这项决议建立在无知之上。犹太复国主义原本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如果一个人只否认犹太人的民族自决权，那就已经进入了反犹主义的范畴。作为反犹主义史研究者，我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太多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定义它。
我还必须指出，以色列的政策也在促成反以色列情绪的发展，而其中会混入反犹主义成分。反过来，以色列驻外使馆和德国犹太人委员会又把“反犹主义”的指控扩大到一切针对以色列的负面言论。对这两种情况，唯一有效的办法都是加强认知和教育。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谢姆计划在慕尼黑和莱比锡设立两个分支机构，向德国人讲述那段历史。这是个好主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