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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AI · 唐士其院长为何借古训寄语新生兼顾修德求学?
小 i 导 读
2026年9月3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的开学典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主题致辞,结合古代治学思想论辩,阐释两者相互递进,不可彼此替代。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广大新生应兼顾人格修养与知识积累,亲身投入繁杂艰苦的学习过程,既做一个博学深思的求知者,也做一个心怀敬畏的修德者。
以下为唐士其院长讲话全文。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本文约3000字,读完约10分钟
“尊德性”与“道问学”
在202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院,对各位新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祝贺,当然也要感谢大家对国关的选择!欢迎你们成为国关大家庭的一员!从今天起,你们将开启人生中一段崭新的旅程。如何走好这段路,不仅关乎你们的学业,更关乎你们在未来成为怎样的人。
我今天致辞的题目,是“‘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两个说法出自《中庸》,原话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指涵养心性、端正德行;“道问学”指博学审问、格物穷理。两者一内一外,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修身治学的两翼,我认为同样也是今天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不过,对于“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争论却从未间断,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哪一方处于更优先的地位,或者说孰为因孰为果。这些争论中,最著名的就是南宋时所谓的“鹅湖之会”。辩论的一方是朱熹,他强调的是“道问学”,即通过读书穷理来涵养德性;另一方是陆象山,他强调的是“尊德性”,主张“先立乎其大者”,认为学习始于对本心的发明与挺立。换《中庸》中的另一种说法,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自诚而明”与“自明而诚”的关系,也就是从人格出发通向知识,还是从知识出发通向人格。
虽然“鹅湖之会”上朱陆两人各执一端。不过争论之所以为争论,就是把某种观点推到了极致。实际上朱熹强调读书穷理,但从未否认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的弟子陈北溪曾经说:“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陆象山虽然强调发明本心,也从未反对博学多闻。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们的观点,也就是看他们反对的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发现,朱熹反对的是没有任何知识基础和实践积累而空谈道德人性,如佛老之学中的末流;陆象山反对的则是埋头于知识的枝节而不知人格完善,或者以学术自娱,或者蝇营狗苟、自私自利,甚至为害苍生。因此两人所反对的,其实都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割裂。
《中庸》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列,用一个“而”字连接,正是要表明两者不可偏废。我个人认为,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连续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从哪一方面入手也许并不重要,但无论始于哪一面,都要继之以另一面,使两者循环往复,接替上升。一个最形象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向前行进。左脚迈出去了,右脚必须跟上,然后再换左脚,如此一步一步向目标接近。“尊德性”的结果必须体现为“道问学”,即让我们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道问学”的结果也必须体现为“尊德性”,即让我们通过对世界的理解提升我们的道德人格。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知识与人格方面才能实现“日日新,又日新”。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尊德性”能够自动带来知识的进步,或者“道问学”能够自动带来人格的提升?我个人认为不能,而这也正是朱陆争论的焦点所在。只能说“尊德性”为我们获取新知识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而“道问学”则为我们提升自己的人格提供了更确实的通道。但无论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还是从“道问学”到“尊德性”,都需要额外的努力。
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知识就是美德”。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即著名的辩证法或者叫诘问法,第一步就是通过提出各种表面上看并不复杂的问题,让那些自称“智者”的人痛切意识到自己其实很无知,并由此开始对知识的追求;而苏格拉底本人则不会为这些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事实上可能他自己也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对话的参与者们的确看到了在德性方面取得进步的方向,因为他们知道了谦虚。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谦虚,因为谦虚是为学的前提。无论“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都需要以谦虚为本。因此董仲舒才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春秋繁露》)中国古人特别看重谦虚这种美德。老子说:“知不知,尚也;不知知,病也。”孔子也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周易》中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唯有谦敬之人,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不足,进而在知识与德性两个方向上同时精进。就此而言,谦虚又与“自诚而明”和“自明而诚”中的“诚”密不可分。《中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如此看来,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乃是典型的“自明而诚”,也就是“道问学”,但其结果则可能是“尊德性”,即促人走向谦虚,并由此产生对真理和善的热爱。当然,从中国传统来看,主流的看法还是《中庸》中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用孟子的话来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自诚明”是圣人的境界,“自明诚”则是普通人的为学之道,但两者殊途同归。
总之,大学之道,既在知识的积累,亦在人格的提升,两者相互递进,但不可能彼此替代。我们作为国际关系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面对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它们之间的合作、博弈、冲突乃至战争。就“道问学”的层面而言,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更需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后者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孔子说了解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同样,了解一个国家,也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功夫。
但是,仅仅有这种了解还不够。人类的各种价值原则并不会天然统一,而是往往相互冲突,所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冷静的旁观者和分析者,还需要去探索一种能够为不同文明所共同接受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引我们学习与研究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做价值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有赖于我们自己人格的提升,这就是“尊德性”。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古代的学者着眼于自身人格的完善,而后世的学者却往往只注重外在的功利。我们还是要以古人为榜样,以为己之学为本,学以修身,立己立人,方可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内在逻辑。
另外,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还出于另外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考虑。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直接。“程门立雪”也罢,“凿壁借光”也罢,似乎都成为既不可想象,也没有必要的事情。但我个人觉得,只有那种伴随着艰苦努力的学习,那种使自身与知识合二为一的学习,以及与自身的精神体验密切相连的学习,才是能够真正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的学习,也才是能够真正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学习。因此,大家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地利用AI,但绝不能让AI替代自己必经的学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真正用好AI,我们的学习可能还会更繁杂、更艰苦。另一方面,当人工智能变得与人越来越相似的时候,我们如何与之相处,又如何自处,在什么地方寻找安身立命之本,也成为几个日益紧迫、需要我们严肃回答的问题。只有通过“尊德性”与“道问学”,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未来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最后,希望各位同学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既做一个博学深思的求知者,也做一个心怀敬畏的修德者。愿你们在北大国关的时光充实而丰满,不仅学有所成,更能学以成人。
谢谢大家!
唐士其
2026年9月3日
来源:爱国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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