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三重危机

慕枫

社会学的三重危机
作者丨伊万·塞勒尼
来源 | 社会学会社


2026年8月3日，匈牙利社会学泰斗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与世长辞，享年88岁。这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塞切尼奖得主，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离世，是世界社会学界的重大损失。塞勒尼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社会转型的鲜活历史。从布达佩斯到流亡海外，从耶鲁大学到落叶归根。他与康拉德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因提出“新阶级”的颠覆性观点而让他付出流亡的代价，却也为世界留下了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经典文本。
他提出的“再分配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当国家垄断资源分配时，权力本身就成了不平等的首要来源，而市场反而可能成为平等化的力量。这一见解不仅解释了东欧转型，也为理解中国改革初期的社会效应提供了重要视角。他与伊亚尔、唐斯利合著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则刻画了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资本转换的复杂过程——旧体制的官员和技术精英如何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晚年的塞勒尼回到匈牙利，依然笔耕不辍，持续关注着社会公正。他用一生的思考告诉我们：社会转型的本质，往往是一场资本与权力的复杂博弈。这位“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原创性的社会学家之一”，留下的思想遗产将长久地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社会学会社编辑部
整整四十五年前，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在1970年出版了《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一书。就像许多伟大的理论一样，这本书是一只密涅瓦的猫头鹰，乘着黄昏而来。古尔德纳预言，帕森斯式的（半）实证化教旨主义将会衰落，一个更加反思性的社会学将会兴起。确实，到了1970年，帕森斯式的社会学已死，社会学迈入它最为激动人心的时期。许多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社会学，这些人包括了阿尔文·古尔德纳、当时尚年轻的马丁·李普塞特（Marty Lipset）、赖斯·米尔斯（C. Wright Mills）、米勒（S. M. Miller）、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克劳兹·奥菲（Claus Offe）、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那时候他还不是一名勋爵）等；如果放眼当时尚为社会主义的东欧，我可以给这份名单再增添一些名字，比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以及南斯拉夫的实践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学吸引了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素质都出奇的高。在古尔德纳预言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时候，看上去社会学的危机已经结束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找到了自己走出结构功能主义死胡同的道路，变得繁荣起来。社会学成了激进学生的圣地麦加，而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倾向激进的学生也在这里变得更加聪慧。“社会学101”过去是一个无聊的数字，充满了费解的、经验上无法测试的概念，现在则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基地，突然之间，人气旺了起来。


↑《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危机到来了。从经济学开始，紧接着是政治学，社会科学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实验研究设计看上去成了胜利者，而社会学家还依然在寻找办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学生们对激进的理论失去了兴趣，许多人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更关心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养老金。许多社会学系经常为了招收到足够多的大三学生而苦苦挣扎，从而保住合理的教师规模。他们经常开出“性感”的课程，仅仅是为了吸引到足够的学生——而这些课程往往并不是特别迫切，与社会学这门学科过去的核心关注的关系也含糊不清。在今天，如果将社会学与经济学和政治学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学科处在三重危机之中：它丢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以及传统使命）；它迄今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在方法上的挑战；这门学科看上去现在完全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也就是每一个社会学家都必须去熟悉的“伟大著作”），甚至在是否应该有这种核心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01
政治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和70年代中期，社会学曾经是一门吸引了思想激进的年轻教师和学生的课程。如果一个人对激进改革甚至革命感兴趣，那么社会学就是“必修之课”。
1976年，我成了南澳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社会学系的建系主任。当时颇具改革思维的州司法部长彼得·唐肯（Peter Duncan）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做客。他提醒我注意当时在葡萄牙的“革命”。那场“革命”的发起者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军队。“我们能指望澳大利亚的军队成为革命力量吗？还是算了吧！”唐肯说道，“但我负责这个州的公务员。我要把他们送到弗林德斯大学学习社会学，而你的任务，是培养他们的革命意识！”
然后，事情真的就这样进行了。“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的申请者人数，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大教室的座位数的三倍。而且，确确实实，在第一年之后，我们的许多学生都成了激进的改革者，相信应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不过到了1977年，工党丢掉了南澳州的大选。彼得·唐肯下台后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南澳洲的激进改革也画上了句号——这也成了我在弗林德斯大学“卡里斯玛型社会学领导人”生涯的终结。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教授（甚至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对学生的激进化感冒。1965年的春天，我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我选修了马丁·李普塞特的一门课，而我的导师是纳什·格雷泽（一个特别可爱的人）。面对学生的激进化，这两个前“左派”都转变成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到了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不少教师（尤其是年长者）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或者至少可以说，前左派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而我们的学生还是激进左派。让我在弗林德斯大学的那些年长的同僚们感到惊慌的是，我与我们的学生走在一起，这也阻碍了我向上爬到更高的位置，比如院长或者副校长（甚至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率的系主任）。于是在1981年我来到了美国。
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有一些60年代成长起来的激进的教师，但是学生们却更喜欢做“年轻的共和党人”。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共和党人，那究竟为什么你还要选社会学专业，而不是选经济学或理性选择学派的政治学呢？于是，突然之间，我们的问题不再是找不到能够容纳足够多学生的教室，而是上哪找到足够的学生来填满课堂。这就是我所称的“政治危机”。这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我们无法吸引到足够数量的学生；第二，社会学越来越不太可能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提供远景。


↑图为David Fabianic在The American Sociologist发表的论文“Declining Enrollments of Sociology Majors”中的插图。上世纪70年代左右，社会学专业的入学率一度飙升，但在80年代一落千丈。现如今，文理本科学位的人数在稳步上升（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是主要的赢家），而社会学的入学率依然落后于20世纪70年代的顶峰
02
方法危机
这个危机也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革命”脱不了干系。自从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被发明以来，那些打着这个标签的学科都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科学”这个称号。对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来说，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要像“科学家”研究自然一样严格地研究社会现象。没有一门社会“科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紧张局面变得更加急促。毕竟，只有那些能够在“变量”之间确立“因果关系”的学科才能配得上叫做“科学”。但是，关于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研究是否真的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关于因果性的声明呢？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觉得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更青睐一种“解释性的社会科学”（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s）。但是我们始终对于因果性这个问题魂牵梦绕。在这方面，我也负有责任。以前每次我指导学位论文的时候，当学生想回答“如何”（how）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从来没有感到满足，总是逼迫他们去回答“为什么”（why）。“如何”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它永远无法被证伪；所以，如果你想做到“科学”，或者提出研究设计的时候想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接受“失败”或者承认你的研究假设是错误的——我从艾瑞克·欧林·赖特（E. O. Wright）那儿学到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那么，你不得不面对“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这里吊诡的地方在于，只有当你有一个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的时候，你才能检验因果性。这样你就必须得有一个设计合理的“实验”。
但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政治学甚至经济学——更擅长于随机选择（random selection）而不是随机分配。我们主要的方法是建立在随机样本基础上的抽样调查研究，而且我们在随机抽样上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如果抽样的随机性足够好，我们可以，比方说，仅仅依靠几百个小样本，就能预测到数百万人口的选举结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极大地改进了我们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了解；但是却没有让我们在检测关于因果性的假设上更进一步。要想能够检验因果性，你只有分配部分总体到一个“实验组”从而与某种特定的刺激（或者“条件”）隔离开来，而将剩下的放到“控制组”里。
抽样调查研究与实验相反，总是为“选择问题”感到苦恼。你永远没法按照科学的严谨程度来回答，总体A的结果与总体B的结果不同，是因为总体A的“原状”（status quo ante）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知道总体A和B的“原状”的情况），还是因为A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知道，结婚的人活得更长久。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活得更长是因为他们结婚了，还是因为他们更健康，因此能够指望活得更长久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只能分配年龄14岁的人口进入到一个实验组，让他们结婚，然后再分配一个控制组让他们永远不结婚，然后再在X年后，重新测评他们的健康状况。只有这样，我才能对这个因果性的问题给出严格科学的答案（而这样一种随机分配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研究者们想尽办法要跳出这个坑。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识别“因果性机制”，然后去撰写为什么X可以实际上导致Y的“叙事”（narrative）（比如，结婚的人喝酒喝得少，饮食更规律，因此活得更长久）。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屡试不爽。但是对“正常的科学家”来说，这种办法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样本选择的问题依然如影随形。做问卷的研究者们则尝试其他的技术，比如追踪研究或者生活史访谈，这些都是好点子，但都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在追踪研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丢失样本；在生活史研究中，你会面对“记忆”这个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记忆他们的生活。


经济学家和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试着通过实验室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带有完全控制环境的实验室实验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无比头疼的代价：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实验室实验的随机分配不错，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将实验室实验的发现一般化推广开来。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所谓的“田野实验”，在这种实验里，我们可以应用随机选择，但是远远不是随机分配。
尽管如此，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在往前走，它们对因果性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解决方案，尽管正如我在后面将论述的那样，它们在经验上仍然是有问题的。而社会学依然处处防御，没有提供好的答案，从而陷入方法上的危机。
03
理论危机
在理论建树上，社会学现在并没有发展得更好，而且据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我当然并不是怀念默顿—帕森斯式的大一统的理论教旨。在我看来，自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以来，一个更加健康的理论对话环境取而代之，占据主角的是马克思—韦伯主义之间的争论，但也给其他的替代性理论留下了空间，比如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
我必须坦白的是，即便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社会学的教师们也常常就社会学理论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必读书目展开友好的争论。现在，人们之间的共识甚至更少，因为社会学正绝望地试图保持住自己的读者群，扩大到一些跨学科的项目当中，比如女性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都是我们在学术上需要的，应该在大学校园里有它们的一席之地。但是将它们纳入到社会学里则模糊了社会学的学科边界。
如果和经济学以及政治学做一下对比的话，就更有启发性了。经济学家们似乎对于到底哪些东西构成了其学科的理论基础有着较强的共识。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经济学家（以及事实上所有美国的经济学系以及越来越多的欧洲的经济学系）似乎都能够理解，为什么学生们必须首先学习“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才能够进行未来更高级的课程的学习。在这些课堂上应该教授什么，人们之间的异议也比较少。教学大纲是规范化的，以至于你觉得任何一个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都能够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就可以教授这些课程。


↑亚当·斯密
不过在我对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过多赞誉之前，请让我先指出在这两门学科里，令人惊讶地对“经典”理论家的忽视。在耶鲁的时候，我教过一门很受欢迎的课程——诸种资本主义，选课的大多数是大四的学生，很多都是经济学专业。这门课的阅读材料包括了一些古典作家，比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凯恩斯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即将毕业的经济学学生从来都没有读过这些文献。后来，我的经济学朋友告诉我，即便不去钻研那些古典文献，一个人也可以在很有名的经济学系拿到博士学位。所以，很明显，经济学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但这个共识也许太循循善诱了，因此学生没有去面对那些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巨大争议。那些争议也许很古老，但也许现在就忘记它们还太早。它们也许会回来，成为学科的幽灵（就像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凯恩斯和马克思那样）。
相反，各社会学系要么无法就导论性的课程应该包括什么达成共识，要么就提供一大堆的选修课，里面的内容常常包括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和知识传统。或者，如果他们决定设立一门必修课，比如“社会学概论”，这门课往往就变成了一盘“水果沙拉拼盘”，综合了各种好玩的话题以及往往非常无聊的像电话号码本一样罗列的“基础概念”。经济学的做法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社会学用来解决学科“导论”的方法更加合理？我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很清楚的是，在学科建设方面，经济学要比社会学好。我曾经与一名社会学系主任进行过对话，他喜欢将社会学看做一门“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他的梦想是“社会学概论”能够变得像“微观经济学原理”一样。在让街垒两边的人能够相互对话（以及相互感兴趣）方面，多元化是好的。但是人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正处在混乱的边缘，社会学家之间沟通对话的渠道正在瓦解。
更麻烦的是，当我们在争论我们这个领域的“经典”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们这个学科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学家们曾经对于哪些问题属于他们“所拥有”感到相当的一致，比如不平等（权力、收入、生命机会不平等；阶层、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职业和教育获得、社会流动。现在，我们不仅在确认我们的研究问题上举棋不定，而且更让我们感到尴尬的是，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正在抢占我们的地盘。在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们来完成的，比如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这难道不让社会学家们感到痛苦吗？我们是不是落后了？
04
如何走出危机
让我对这篇相当悲观的文章做一个总结。不过我的方式是重访社会学处理社会事实的优势和力量，并提醒我的同仁们在模仿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趋势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社会学路径的力量，就在于反身性（reflexivity）。首先，从古典学者开始，社会学就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去思索谁是发声者，社会学家的（政治）角色是什么。马克思写道：“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写道：
意见、陈述、立场和观念系统是通过那些表述它们的人的生活情景来得以阐释的。
而阿尔文·古尔德纳则专门写过著作论述了知识分子的兴起和新阶级的未来。只要社会学找到了“无声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voiceless），它就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确实，学生们转向了保守主义，但是在2008～2009年之后，在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不满方面，人们有所转向（“我们是99％”）。只要社会学回到对大多数人的关切上，关心阶层、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权力、贫困、表达、剥削和偏见，它将能找到自己的根，学生们坐在教室的台阶上听课而不是在课堂上留下空空的座位的好日子就会重现。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是这方面的一个呐喊。与许多大学的社会学系相比，加州伯克利大学（布洛维所在的学校——译者注）的社会学系在课堂人数和研究生质量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我们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著名口号
如果社会学想要保持它的政治使命，它也许就不应该追随经济学所设下的套路。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就是：
经济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也许连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这样想——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头号啦啦队……（而虽然）经济学被认为应该是一门预测性的科学，但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预言都被否定了……如果美国想要成功地改革它的经济，也许应该从改革经济学开始。
如果斯蒂格利茨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学就不应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来改造自己。但是，如果要将我们的社会改革成一个更好的社会，社会学也必须变革。社会学应该想办法回到它的政治使命上。它应该从经济学手上夺回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探究调查，而这正是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的鲜明特色。我曾经把这个称为“新古典社会学”，但在我的社会学同事们那里没有怎么获得成功。但我想说的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那样的批判性的宏观社会学，要与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的啦啦队形成鲜明对比。新古典社会学要打破人们的陈规陋见，就是那种以为经济学家是聪明的，社会学家是空想改良家（do-gooders），经济学家处理的是大问题，社会学家搞的都是小鼻子小眼。
我们的许多同事都试着去解决我们学科的方法危机。他们的方式是将社会学变成一门非常像经济学或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常规科学”，越来越依赖实验室实验获得的数据，而不是尽可能精确地描述事实。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实验室实验是检验因果假设的一件利器，但是有一个外部效度的致命问题。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预测”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最为深层的原因。
我亲爱的同事、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的吉尔斯·圣保罗（Gilles Saint-Paul）几年前曾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教师论坛上做过一次演讲。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他给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答案：当经济学使用那些无法被证伪的模型和劣质数据的时候，它怎么可能是呢？吉尔斯转而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y），它给各种争辩的术语打上框架，而不是提供什么可证伪的预测。
正如之前坦白的那样，我也发现，“为什么”是一个比“如何”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我很难接受一个不可以被证伪的社会研究为好的研究。不过正如韦伯用“客观性”来谈论客观性一样，我也试着用“科学”来谈论社会科学。没有哪个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如果科学意味着一套可以检测因果关系的提议的话。用霍布斯主义或者帕森斯主义的术语来说，社会行为是“唯意识的”（voluntaristic），因此它总是假设有一个“能动者”（agency）可以做出选择（虽然处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与他们的存在只是随机的（stochastic）而不是决定性的（deterministic）的关系。韦伯是对的：我们可以解释人们做了什么，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中的哪个行为是“理性”的，我们无法预测他们能够或者将要理性地做出什么。在这方面，解释性的社会学要优于理性选择的“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如果社会学家志在模仿那些更加“科学”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同事，他们将会犯下错误。
社会学家还有一个方面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有优势。将我吸引到社会学的，是社会学家对使用的数据的批判性的反身性。相比于定量研究学者来说，定性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我曾和一位非常出名的学者一起工作，他毕其一生都在做问卷调查研究。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向我坦诚地说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个人访谈。这给了我一个惊醒：一个人怎么才能相信别人对一个愚蠢的问卷题目的反应是什么，除非他问这些问题，然后看我们的被访者是如何应对这个我们从不相干的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生活中提取出来的问题带来的尴尬的。读过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acker）民族志的研究者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人必须“潜入”（immerse）到社会情景当中之后，才能够懂得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我从鲍勃·艾默生（Bob Emmerson）、杰克·卡茨（Jack Katz）、伊利亚·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米奇·邓奈尔（Mitch Duneier）以及一些其他民族志研究者那学到的一点就是，一个人需要多么谨慎仔细地去记录民族志的观察（和访谈），才能可以很自信地说他确实捕捉到了社会事实。当然，也有问卷研究者同样这么做。我的要点，并不是去褒扬民族志和打压问卷调查，而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指出社会学在对数据意味着什么、数据是如何采集等问题上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曾经有一次，我和一位挺有名的政治学家讨论阿联酋。我们谈到了对这个地方来说，移民工人的重要性。我亲爱的同事在网上查了一些网站告诉我，阿联酋的人口是450万，而移民工人占到了总人口的80％。我告诉他，这个数据是错误的。阿联酋的人口更有可能是800万，而移民工人的比例可能是90％。他的回应是：人人都在用这个数据库，你说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当然，确实有（尤其是过去）政治学家对他们沾手的数据持同样的批判精神，但是这一注解告诉我的是“科学”的政治科学和“解释性”的社会学之间存在的差异。
我的结论是，如果接受自己作为“诸科学”（sciences）而不是那种一般而论的大写的“科学”（Science），社会学境况会更佳一些；是的，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多好，对此应该保持怀疑；如果经济学和政治学在这方面能够从社会学那里学到一点中和，那它们也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篇短文的底线是什么呢？社会学确实处于三重危机之中。面对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的“科学”挑战，它的回应方式是错误的。它要么模仿它们，要么转向“时髦的”或“性感的”跨学科领域只是为了维系自己的队伍。我的推荐是重新回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古典传统，那个时候社会学有能力直面“大”议题（BIG issues），而不是接受自己做空想改良家，而经济学家才是“聪明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也许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假装自己是科学；社会学的回应也许也会走错，要么成为另一门“常规科学”，要么放弃严谨成为一门叙事。为什么不回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古典传统中，那个时候的社会学可以提出伟大的问题，用反思性、解释性的模式对经济学（以及当时几乎还没出生的政治科学）提出严肃的挑战？为什么不尝试一种左倾的、批判性的新古典社会学呢？
伊万·塞勒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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